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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城邑七千年 ——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五讲
2017年12月07日 16:48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岳超龙 字号
内容摘要:此外在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淮河中下游的顺山集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中都有分布,属于彭头山文化的澧县八十垱遗址甚至出现了最早的土围的迹象(图六)。其中见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系统诸文化,黄淮流域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境内的仰韶文化诸类型,以及长江流域的汤家岗文化、边畈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至屈家岭文化早期及凌家滩文化等。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和西周文化这一系列自身高度发达又向外施加影响的核心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组织,从狭义史学上看可大体与夏、商、西周诸早期王朝对应(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因尚处于“原史时代”而无法具体指认),就考古学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而言。 关键词:图;文化;城址;聚落;龙山;分布;许宏;研究员;遗址;考古 作者简介:
  2017年11月17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五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图一)应邀作了题为“上古城邑七千年——从上山、兴隆洼文化到秦都咸阳”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研究员(图二)主持该讲座并进行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林业出版社、金城出版社等单位的多名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图一 主讲人许宏研究员   图二 主持人何努研究员   许宏研究员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出版之后的近20年间,对70余年来的城邑考古材料和考古学史又进行系统梳理,记录了1000余座城邑资料,对先秦城邑7000年的演变脉络进行了全景式的大扫描,最终形成新著《先秦城邑考古》(图三),即将面世。   经20余年的积淀思考,新著贯穿了作者明确的史观,有不同于以往的概念界定和叙事框架(纵贯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二里头—西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在若干问题上有作者独到的认识。尤其是提出了包含环壕聚落在内的新的“城邑(enclosure)”概念,总结出了“大都无城”等早期城邑、都邑布局模式和文化传统。在本次讲座中,许宏研究员与听众分享了他在该书写作过程中的相关思考。   图三 许宏研究员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与新著《先秦城邑考古》   一、博士学位论文的“升级版”   这部书,本来应是许宏第一本专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修订版,但现在成了它的“升级版”,可以说已是另一部新著。1996年,许宏在导师徐苹芳先生的指导下撰就了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2000年同名著作正式出版。但该书只印了1000册,问世后仅数月时间即告售罄,出版社出于经济压力也无法重印,以致十余年来一直处于脱销状态。后由于田野工作及其他研究项目的展开,使得许宏研究员一直无暇他顾。所以尽管时常有朋友问及此书的修订再版,他则视为畏途,不敢拾起。一来是当时对先秦城市的分期分区梳理及理论方法论层面的思考,需要站在现在的时点上着力进行深入的分析;二来作为该书一大特色、被俞伟超先生誉为“一部查阅先秦古城考古学资料的索引库”的资料更新,工作量也是巨大的。本想这任务由精力充沛的年轻学者继续完成最为合适,但终究无人接续这项庞大的工程,故此书的修订增补一直拖延下来。   2015年初,学界仍需要此书的话题,又被年轻朋友提起。从打算旧版重印,到仅拟做最小限度的改动,再到现在完全以新书的面目出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许宏研究员在著述中有一系列的学术思考(图四)。讲座中披露了他的心路历程。金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新书得以付梓。   图四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与《先秦城邑考古》比较   作为过了学术爬坡期、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学者,可以平心静气地每天钻图书室,亲力亲为地收集整理着附表和文献存目这些看似与理论方法、宏大叙事无关的简单资料,许宏研究员的心境是平和的、有成就感的。在经历了学术人生的爬坡打拼阶段之后,静心为后来者做些铺垫性的基础工作,相当于上几个世纪的前贤在编纂古典文献“引得”,感到参与传承不失是一种享受。   原书题为《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主题是城市,属于定性研究。而考古学作业最得心应手的是聚落形态——聚落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过程。若着眼于圈围设施的有无和存在状态等,那就是城邑的研究。如果将研究的主题从“城市(city)”转换为“城邑(enclosure settlement)”,岂不是扬长避短?故而,新书名为《先秦城邑考古》。如果说年轻时许宏注重自己论著所显现的“研究”实力,现在则意欲加重其资料性和基础研究的分量,并开始意识到潜心做些“资料”搜求梳理工作更是造福于学界的“善事”。这样,整部书就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称其为《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升级版”的缘由。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先秦”作为一个ca88亚洲城名词,从字面上看下限明确,截至秦王朝诞生的公元前221年,上限则不确定。由于其源自文献,本意也就有了狭义史学的特征,一般被界定为夏商周三代,而多指春秋战国时期。许宏研究员取“秦以前的时代”的概念,对其上限则不做明确的界定。就新书涉及的时段而言,可上溯至公元前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聚落,具有“人聚居的地方(settlement)”和“村落(village)”两种含义。在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界,一般用第一种含义,表示人类居住方式的一个大的范畴。因此,一般所说的“聚落”,从其内在的社会属性上看,包含城市和农村两种大的居住形态。此处,讲者也取这种含义。其中城市(city),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而产生的一种区别于乡村的高级聚居形态。   就外在形态而言,聚落又依圈围设施的有无分为城邑(enclosure settlement)和非城邑(non-enclosure settlement)两种。城邑,可以通俗地称为“围子”。其变迁当然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但却并不必然与社会复杂化和城市正相关。如果说城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它的出现首先是早期人类群团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定居和农业生活的出现而初现于世的,它的诞生与后起的文明、国家的出现无涉。这些“围子”从极小到超大,从单纯的防御或区隔设施、稍简易的环壕聚落到壁垒森严的庞大围垣都邑,其间曲曲折折,有一个聚落形态发展的脉络在里边城,在现代汉语中有多种含义。《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列出三种:一是“城墙(city wall)”,二是“城墙以内的地方(within the city wall)”,三是“城市(跟‘乡’相对)(town,city,urban area,metropolis)”。第一种含义属于具体事物现象;第二种含义着眼于外在聚落形态;第三种含义则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给出的定义。显然,与考古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第一、二种含义。而由前述城市、城邑的概念辨析,可知前二者的英文解释,即以city界定wall是不合适的。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址,故一般以“城址”一词称呼这类带有围墙等防御设施的聚落遗址。   综合上述第一、二种含义,“城”指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区隔或防御性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这种防御性设施一般为墙垣,但也包含其他构筑物如壕沟、栅栏等,以及部分利用自然之险形成的防御系统 。故所言城邑遗址(城址),即指拥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的聚落遗址,相当于上述“城”的第二种含义。   其实在一般的学术性描述场合,“城(址)”就往往不限于城垣及其围起的区域。譬如,红山文化的环壕聚落,属于“‘城寨’式的围壕建筑设施”(邵国田,1995)。敖汉旗西台遗址“两座南北相邻的长方形围壕,应有‘城’的含义”,简报中径称为“北‘城’壕”“南‘城’壕”(杨虎等,2010)。“‘城’应是由环绕聚居区的‘围壕’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我们把龙山时代只有环壕,而没有城墙的遗址,也视为设防的古城”(王永波等,2016)。陕北地区龙山时代“修建城址(环壕及石墙)所需的劳力资源显然超出了城内人口之负担”(孙周勇,2016)。又如日照两城镇遗址外围的田野工作,旨在探明“是否有围城设施(城墙、环壕)”(中美联合考古队,2016)。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由外城和内城组成,内城包括城墙及城壕,外城仅有城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6)。而荥阳“西史村遗址沟状堆积围成的界隔性设施应当代表一座夏商时期的城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2016)等等。这些提法表明学界对环壕聚落属于城邑已有相近的认识,许宏研究员则对其进行了具体、缜密的讨论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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